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資料和冗長的等待,終於獲得福岡久留米醫院的通知,安排在今年的1月21日去日本完成基礎的身體檢查與HLA篩檢,這些檢查需通過治療計劃的要求標準,才能開始排程接受癌症胜肽疫苗的注射。(申請方式參照Caspar wang在部落格已有詳細說明)。臨出發的2天前,突然接獲日文翻譯張藍方的通知,當天還有一位也是從台灣去的病人,因為他的情況比較嚴重,最要命的是:”他不接受侵入式的治療”,藍方必須要能全力的協助他,改介紹她的朋友當我的翻譯,不過、我們還是會一起從飯店出發,一起到醫院,只差個別進診間時一同進去的翻譯人員不同而已。

 

    當天約好上午九點半在飯店大廳集合,我們提前點時間下去,坐在大廳的椅子上東張西逛的,一位樸素的袖珍熟女(以下簡稱大嫂):請問你是李先生……;原來藍方已先介紹過我們,她先生也是腎臟癌的病人,三個月前在榮總及三總確診,左腎有一顆很大~11公分的腫瘤,已經遠端轉移到肺部,相信淋巴應該也很難倖免,醫生早已處置要即刻人院手術治療。大嫂身後跟著一位身型單薄、穿著灰暗厚重的中年男性,後來得知他比我大2歲(以下簡稱大哥),行動緩慢的歪斜著頭走到大嫂身旁的椅子坐下,大嫂即刻從他大大的背包裡,取出保溫瓶,遞上一瓶蓋的溫開水,據說他從生病以後已經瘦了1,20kg。大哥緩慢的解釋著,因為背部的筋骨酸痛,歪斜著頭能讓他感覺舒服點…他相信按壓「原始點」療法…脊椎的按摩使他覺得舒服、轉移了疼痛的位置……。「這是筋膜炎、過兩天就好了」;大哥堅持自然療法、改吃素食,不接受侵入式的治療、不吃止痛消炎藥,不吃任何化學製造的西藥。

 

    日本醫院有關這類型的治療,大都是採用約診的方式,必需先到櫃台繳驗護照,填寫好初診的基本資料,醫院會發給我們一張掛號卡,以後再進行的治療,便可直接拿掛號卡到櫃台報到或結帳。完成了初診的櫃台資料,接著到2樓的疫苗中心門診報到,經過簡單的核對身份後,醫院開出抽血單,指示我們到一樓的抽血中心,抽取共3管的血液樣本,其中就是以該血樣檢驗HLA的型態,必需要有足夠的淋巴球數,及最少有2~4種項目的吻合,才能繼續該醫院的治療流程。

 

    從疫苗中心走回一樓抽血中心,完成抽血後再回2樓等待區,這一路上上下下的,大哥都自己一個人堅毅而穩定的腳步,歪斜著頭緩緩跟在我們後面,大嫂專注的跟在他後面,觀察著準備隨時供應大哥的需求,從大嫂的溫柔眼神裡,羨慕這個男人的幸運與擁有滿滿的幸福。

 

    日本人做事的嚴謹讓人不得不佩服,抽完血再回到2樓等待室,醫院派出兩名應該是類似台灣的「個管師」,一位負責一個病人,拿著我當時寄過來日本申請的資料,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,鉅細靡遺的從家族病史、服藥細節,一直問到了當下今天的狀況,在報表很不大氣的小小的文字,密密麻麻的詳細記錄著。不經意的看到隔壁桌,大哥對著護士侃侃而談他的病情,在好幾個問題的回答,大嫂頻頻的低頭偷偷的躲起來拭淚,是大哥的狀況讓她不捨、大哥的堅持把她急哭了,還是擔憂病魔的威脅讓她忍不住的傷心;驚訝大哥的英文居然非常好,在台灣應該也不是泛泛之輩!面對他的病情侃侃而談,詳細的以英文跟護士解釋著,只是日本人的英文…就不需贅言了,他們近年的英文普級程度很高,可是當他們以英文回答時,那種去猜測發音的痛苦,最後還是溝通不良。

 

    醫護人員中午好像並沒有休息,約莫又再等了一會,下午2點醫生準時開始看診,一進到診間,醫師的診療桌還滿大的,上面擺了三台螢幕,其中一台顯示著電腦斷層的影像,剛才護士詢問的完整資料、台灣寄過來的病歷,密密麻麻的全攤在醫生的桌子上,原來剛才那位是醫生的跟診護士,也是專案的負責人,在篩檢病人的狀況後,也同時在門診進行中,隨時提供病人的個案資料及數據給醫生參照。

 

    利用等待門診的空檔,大嫂才能有時間過來跟我們多講點話:大哥原本身體非常的健朗,年輕的時候自己到美國念了博士,做事負責專注嚴謹、對家人的照顧是全心全力的,喜歡登山健走,現在還是資深的山友,登山協會的理事。三個月前被檢查出腎臟癌,那時的情況就已經非常的不好了。他心情低落,不接受西醫的治療不吃標靶藥物,才三個月的時間,身體已虛弱到不行。她希望我們能幫忙也勸勸他接受治療,大嫂很傷心的,每天看著大哥的虛弱而錐心泣血,反複掙扎在對她男人的支持,及眼看他的男人將行凋亡的痛苦。

 

    後來包括一起吃午餐的幾次談話裡,我們樂意我們可以幫忙,也應該幫得上忙,很冒昧的加入勸說的陣容;大哥因為頸肩部疼痛的關係,歪斜著頭能讓他找到感覺較舒服的姿勢,他沒辦法用眼神回應,互動的問題也都沒什麼回答,每每在灰心之際,自說自話的講不下去的時候,大哥卻也都善意的表達著他有在聽我們說的話;之後、從大嫂口中知道,大哥的心意並無動搖。想他之前標靶藥既然已經領了,最少能勸他開始吃標靶藥物,先讓腫瘤組織穩住,再溝通進一步的治療。

於是、我搬出林醫師當時跟我分析的三大理由:

一、這顆11公分的腫瘤在左腎臟裡,它的尺寸太大了,疼痛與出血,都是因為它的組織崩壞與血管破裂所致,若不治療,往後的危險性更大,甚至會有突然危害到生命的可能。

二、目前的檢驗結果都指向腎臟癌,詳細的確認,還是應該以取得組織的檢體病理報告為準。手術的同時,可以更仔細的檢查附近組織是否受到癌細胞的侵擾。

三、當腫瘤細胞長到一個程度,即更可能往外部器官轉移,而過量的腫瘤其代謝分泌物,會消弱身體的機能,使人身體虛弱。因此以腫瘤細胞減量的觀念來看,也需有進行手術或標靶藥物控制的必要。

 

再追加一點:”惡病質 ”所有營養都優先供應給龐大的腫瘤部隊去了,

它們的軍容將越來越壯大;說是抗癌,身體就是我們的基地,

基地的糧食都被大量的敵人吃光了,

說這仗打得贏是迂腐,是義和團。

 

    在往機場巴士的候車室裡,我有點情緒化,我們討厭他的固執,甚至對他說出:「就算終究不能活命,現在還是得該做什麼就做什麼!就算為了一個這麼愛你的女人、替大嫂挨這一刀又如何?」。他低著頭莫莫的沉思…。我太太制止我過份的言詞,或許他有他自己的考量,我們把該說該幫的做完後,應該給他足夠的空間。到達機場有點早櫃臺還沒開,找了排長椅坐下,一樣的場景,大嫂必噓寒問暖,趕緊打開她那個裝滿補給品的沉重背包,奉上一杯冒煙的熱開水。

 

    通過了海關我們沒意識的到處逛逛殺時間,走到登機口的坐位區等登機,大嫂先叫住我們坐下來聊聊天,大哥搶在前面把大嫂支走,叫他不用聽;大嫂可能想人數多可以加強勸說的戰力吧,要求坐在旁邊聽,甚至提出自願背對著我們,最後還是乖乖的被趕走,坐到遠遠的地方去。我太太算是個性好奇的,坐在側邊盯著看大哥要跟我談什麼,其實她也是想能幫上忙,因為是外人的關係,大哥不好意思差遣她走。大哥把輪椅轉向正對我,撐起脖子不再歪斜一邊,打起精神笑容誠意的說:我們來個男人的談話man’s talk。

 

    做了些介紹…說了一些他的經歷…,我非常的想知道,為什麼他不願意接受西醫的治療,那他那麼辛苦的來日本,當然是想把癌症治好的企圖心:「自從三個多月前被醫生確診是癌症後,我就認為我已經死了」,我有朋友因為切除腹部的腫瘤,一次一次的手術,整個腹部器官都快拿光了。他認為手術治療一昧的切除腫瘤組織,生活品質的喪失將讓他更身不如死。他在美國讀的博士,現在的很多藥品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合物,不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質,美國的藥廠創造這些藥品,病並不能被醫好,再付出給他們很多金錢後,身體依然還有很多未明的威脅,還是不健康的……。

 

    我們靜靜的聽他說完,耐心的再把我認識的治療邏輯重新組織一遍:腫瘤細胞是我們自己身體長出來的組織,它的生長是騙過免疫系統的檢查的,就好比敵人已經騙過了我們警衛的軍隊,進攻到脆弱的糧倉了,它們將取得蹂躪我們身體的權力,更諷刺的是要讓我們自我腐爛的敗亡。不幸的我們的警衛不強,胜肽疫苗就是來加強我們警衛的敵我辨識能力,怎麼努力維持身體的強大,吃的營養及釋放壓力是絕對必要,把我們的軍隊訓練強大,標靶及手術同時幫我們清理戰場,在敵消我增之間,這場戰爭贏在天平較重的那一方。

 

    回台灣幾天了,想關心下狀況,撥通大嫂的手機才知道,那天從機場出來,可能是身體過份的發炎,他們直接去了三總急診室住了一宿,x光檢查已有腫瘤侵略脊椎骨頭,頸子歪斜不是因為筋膜炎,他勉強的吃了幾次止痛藥,但是答應要開始吃的標靶藥還是不願意吃,他的消極固執,站在科學醫療的三總,當然也不可能會收治他住院的。

 

    掛了電話,我們兩相望無語,我太太眼角閃著淚光,很難解釋這種震撼,怎麼能固執到這誇張的地步,卻讓我們共識不能袖手旁觀;是因為大嫂,一個為著他的男人,忍受著無理煎熬卻順服著他,流著眼淚陪他走任何路的女人。上網查了我的主治醫師的所有門診時間,請大嫂先取得她先生的同意,節省時間,儘速帶著他去現場加個號。我傳了line給林醫師,跟他報告大哥的狀況,距離上次的檢查已有三個多月,恐怕情況是今非昔比;醫師幫他安排了核醫掃瞄檢查,這檢查得打顯影劑,也算是侵入式的,還打的是放射線物質,怎麼他就能接受,日本打的胜肽疫苗也是人工化合物啊,難道「不接受侵入式的治療」是什麼心態下的藉口……?

 

    做好檢查,林醫師立馬放下手邊的工作,到檢驗中心會同瞭解大哥現在的狀況,如預計的情形已若兵敗山倒,腎臟的原發點更為壯大,遠端已有多器官及多數量移轉,脊椎上有多處黑點,最佳時機已過,醫師當下處置,必需先服用一個月的標靶藥物,使腫瘤組織能獲得一定的壓抑,才能判斷繼續後面的手術治療。

 

    過了兩天大哥的弟弟打我手機,希望能約見面談談大哥的情況。我們就近約在附近咖啡廳,很準時的大哥也跟著一起來,大嫂回去上班了,因為2月10號還要陪大哥去日本做第一次的疫苗注射,必需把假留下來。身旁背著補給包的換成是他的弟妹,標靶藥他還是沒吃,整場會談大哥很安靜,只默認了不是筋膜炎。看著他的不舒適性好像更嚴重了,必須站起來挺腰才能喝到杯子內的水,一坐下又是皺著眉頭,不是攤在椅背上,就是幾乎趴到了桌面。弟妹很友善的希望他吃顆止痛藥,被他給直接拒絕掉,過不到五分鐘,我們的談話因為他的發聲而暫停,他主動跟弟妹要了一顆止痛藥即刻吞下,想必他到底受了不少折磨。

 

    再過了兩天,我例行性的回診,在候診室又見到了大哥的弟弟,大哥也是今天的門診,他今天狀況不好,弟弟幫他來拿藥,依然還是不願意開始吃標靶藥;我們很不解,一個留美的電機博士、大學教授、科學家,雋永山林的登山愛好者,怎麼會完全依賴,完全相信自然療法、原始點按摩…這些可以治好他的癌症?從事這類說法的人,在賺取金錢的同時,有考慮到何為正面意義的協助?有很多治療的動作,包括吃進去的東西,都廣泛的被稱為有效。而廣泛性的有效的東西,不能做為治療癌症的主體,不能攀緣那可能的萬一的幸運的神效,是否會耽誤到治療的時機;這些廣泛性的有效讓商家可以賺得心安裡得?麻醉了病人應該對於腫瘤的尊重?任何治療方式或許對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效果,但不管做了什麼治療,要能夠先把腫瘤的發展穩定下來,再祈望能消滅腫瘤,或選擇與它和平共存,這個觀念上的意義是一定得相同的。

 

    今天是農曆的大年初一,我們不敢發罐頭訊息問候他們,在大家的心裡,有太多的善緣在期待他能渡過這個難關,大嫂說了:在生病前,他是一百分的老公。不管怎麼樣的不解她還是願意陪他去任何地方,做任何他喜歡的事。這種幸福讓我們羨慕,在新的一年,我們衷心的祝福大哥大嫂身體健康、新年快樂。

 

在發送此文的10分鐘前,接到大嫂的訊息:大哥開始吃藥了

他們2月10號將如期的去日本接受第一次的注射,

感覺大嫂很放心,我們也好放心,總算大家都有了過年應該有的輕鬆…。